上周中美元首会谈，金融业对外开放事宜尘埃落定。上周五国新办吹风会传递的信息显示，本次开放在诸多领域都有突破，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其中，证券基金和保险行业都着眼于股权投资比例的放开——三年后，外资可以控股证券基金业金融机构；五年后人身险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也将取消。唯一特别的是银行，重点在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上，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持股比例提升。
　　这种区别并不意外。因为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业务范畴天然具有系统重要的特征，各国法律在银行股东准入条款设计上几乎都着眼于股权分散而非集中。虽然有的国家和地区对持股比例限制不多，但往往在规模和经营区域上严格限制。
　　总而言之，如果银行规模小而分散，那么持股比例可能不是问题；一旦银行经营范畴突破地域和规模限制，那么无论其是否上市，一般都将其视同公众公司进行监管。我们的商业银行法中，除规定发起商业银行时股东结构需要审批外，还有这么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基本上堵住了任何一方不打招呼成为某一家银行重要股东的路子。之前很多在二级市场举牌的保险机构，其股东资格一直批不下来，根源也在于此。
　　回到外资准入上。目前中国市场上既有的外资入股商业银行案例，大多是拜上一轮银行改制上市的政策东风所赐。当时国内商业银行面临好几个缺口：一是当时中国市场上资本是稀缺品，能够满足商业银行改制时一次性资本缺口的境内股东实在是屈指可数；二是银行本身缺流程管理和风险控制的经验，任何一个内资股东也不具备为银行输出这些经验的能力；三是缺信心和市场知名度，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的初期，一个可靠的外资战略股东无疑具有多重意义。
　　然而，15年后，商业银行再度面临对外开放的时候，这些难题和缺口都已不复存在。目前在中国，资本早已不是稀缺品，理想的投资标的才是稀罕物。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下来，国内商业银行不仅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也经历了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考验，其流程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资管市场的飞速发展，国内银行的业务复杂程度已堪比国外很多同行，甚至还有过之。核心的行业人才，也完成了一轮新老更替，更年轻更本土化的从业人员正在引领潮流。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大银行在规模和系统重要性上都逐渐占有了全球市场的一席之地，中资银行业机构所享有的市场声誉、这一代银行家们的视野及其能够调度的资源，早就不是上一代人所能想象的情况了。
　　既然如此，在同等条件和情况下，外资还能为中资银行带来什么呢？事实上，从农行回归A股开始，外资就已经不是中资全国性银行战略股东的首选目标。这几年下来，我们看到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在引入战略股东时，更多注重其产业背景和资源的整合互补能力，外资与否已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的小银行在改造自身短板时，更注重引入市场化的专业团队，股东结构变更反而成了次要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批全国性银行已经把路走了出来，直接学习它们不就成了？而且只要做法对路，过去十多年里银行的股本回报相当可观，何苦还要分人一杯羹？在中国市场逐渐成为全球最大之后，如果业务发展不存在迫切的国际化需求，为什么还需要外资股东？这恐怕会是很多中小银行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吧。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