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质量增长作为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要严把货币供应闸门，排除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干扰，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往往会结束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如果不切实际地继续盲目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运用货币放水、信贷增速加快的金融加杠杆办法，虽然可能短期内有效推高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将会出现一批僵尸企业，资产价格虚高，房地产出现泡沫。这种经济发展路径下，货币政策调控有再高的技艺也无济于事，最终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金融风险隐患，甚至守不住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重要决策和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用高质量增长作为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首先要严把货币供应闸门，排除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干扰，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
　　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
　　不可否认，我国宏观杠杆率过高，与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方方面面压力下货币供应总闸门有关系。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
　　在监管体制机制上，在新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跨境传递更为频繁的形势下，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更加突出。监管定位不准，偏重行业发展，忽视风险防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
　　加强党的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党的十九大对金融改革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明确了顶层设计。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要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在处理僵尸企业过程中必然会有方方面面喊紧的压力，货币政策必须要顶住压力才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着力减缓因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有利于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需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还需要统筹政策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此外，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要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00年已超过10%，预计2027年超过14%，从而进入地地道道的老龄社会。在2027年前，中国仍然具备中速增长的潜力，如果这个中速增长的质量较高，化解过去积累的不良资产的能力较强，更好地利用股权融资来降低杠杆率，引导资金真正投资到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我国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金融支持得到保证，中国在新时代的经济将以优质的中速增长继续引领全球。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