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堪称中国金融界“哥德巴赫猜想”的谜团终于解开。
　　3月1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15年的央行行长生涯画上了句号。
　　学者型官员、人民币先生、改革派先锋、中国的格林斯潘……周小川，这位“超长待机15年”的中国央行前行长，被外界赋予了很多标签式的评价。从体改委到证监会再到央行，周小川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总舵手。从主导国有银行改制上市到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再到货币政策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探索，一路走来，周小川成就斐然，但也谤随其身。
　　5年前，年近65岁的周小川临危受命，继续掌舵中国金融业改革。如今，年至古稀的他终要谢幕。然而，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远未完成，留给继任者的担子并不轻。
　　国有大行改革舵手
　　2002年，周小川开始担任央行行长，就此开启长达15年的央行掌门人生涯。上任之初，周小川就主导了一项中国金融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变革——国有大行股改上市。
　　这项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日之功。早在周小川担任建行行长期间，他就受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委派，由他带头为重建银行体系设计一个方案。彼时之所以要推动银行体系改革，除了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影响外，更为迫切的因素是，当时的国有银行体系被广泛认为已陷入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截至1997年6月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已突破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25%；资本充足率仅3.5%，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
　　据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回忆，“周小川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希望把建行做成一个模板，以便重整萎靡的银行体系。朱镕基给他派了一个任务，为重建银行体系设计一个试点项目。总理想要一个系统方案，处理不良贷款和资本的问题，以及银行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按照朱镕基的要求，周小川及其团队研究了各种国际模式，如瑞典的坏账重整、中欧和东欧的银行重组、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的处理等。
　　1998年起，根据周小川所设计的方案，国家开始着手拯救濒临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改革就是补充资本金和化解不良贷款——由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充实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相继成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从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剥离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
　　不过，在外界看来，1998年起着手的这轮银行业改革并不彻底。按照当时朱镕基的想法，需要一个系统的银行业改革方案，除了解决银行资本金短缺和不良高企外，还需要改革银行的公司治理，实现商业化改制。
　　然而，银行业改革却步伐放缓。改革不彻底带来了后遗症，在第一轮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后不到三年，四大国有银行又一次游走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截至2002年末，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按四级分类高达1.7万亿元，不良率超过20%；资本不足的问题也未能靠第一次2700亿的注资而明显好转，当年末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就在国有大行再次走到生死路口之际，周小川于2002年底出任央行行长。他深知，要解决国有大行多年沉疴，唯有靠市场化股改上市，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完善。因此，上任伊始他着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继续完成朱镕基当年规划的国有大行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不过，在启动国有大行引战、上市之前，需要清理资产负债表，继续补充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贷款。这一次，周小川创造性地提出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来提振银行的资本基础。2003年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诞生，成立之时便动用外汇储备资金分别向中行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这一举措直接帮助两家大行将资本充足率提高到了8%。此后，四大国有银行通过一系列国家注资、剥离不良、股改引战等举措，最终实现了境内外上市。
　　“如果说资本市场是（中国银行业）变革的支点，那么周小川将帮助朱镕基拉动杠杆。”保尔森在其著作《与中国打交道》中这样评价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及这轮改革的“舵手”周小川。
　　行长生涯非议几何
　　周小川在推动国有大行改制上市的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但也遭来非议。在他的央行行长生涯中，来自外界最大的争议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其主导的国有大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人。“卖国论”始终是反对者抨击他的武器。
　　反对者的抨击，源于他们认为，国有大行的股份被“贱卖”给了外国投资人。交通银行是当年国有大行中率先完成引战上市的，上市后由于股价表现不俗，给正在准备上市的工行、中行和建行带来了不小压力。因为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工行、中行和建行的定价是账面价值的1.18倍、1.15倍和1.14倍，而交行自2005年6月在港上市后不到4个月里，股价涨幅超过30%，交易价相当于账面价值的两倍，远高于三家大行的定价。
　　对比如此强烈，让国内部分反对者认为其他大行引战的定价是“贱卖资产”。而主张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的就有周小川，对他的抨击之声由此而来。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据保尔森回忆，当年中国的国有大行引战上市所能吸引的境外投资人寥寥无几。尽管中国当局已通过外储注资、剥离不良让大行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健康，但外国人显然对此仍有顾虑。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年工行行长姜建清（后成为工行董事长）曾找时任高盛CEO的保尔森，希望高盛能成为工行的战略投资者，但保尔森一开始并不愿意。姜建清也曾向保尔森透露过其在寻求战略投资者时的困境——接触了超过40家潜在的战略投资者，全球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找遍了，但感兴趣的只有安联（Allianz）和富通（Fortis），即便后来摩根大通（JPMorgan）和花旗（Citigroup）加入，愿意承诺的投资数目也远低于姜建清期望的数十亿美元。
　　“按照周小川最初银行改革方案的设想，银行先重组并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改善财务状况，分享先进技术和商业实践经验，加强公司治理，然后再上市。周的结论是，要吸引稳定资本来改善银行脆弱的资产负债表，最好的办法是把部分少数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保尔森说，“回头来看，如果中国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中国的银行完全可能没有机会充实资本金，遭受到与欧洲过度杠杆化、资本不足的机构相同的厄运——许多这样的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覆灭了。”
　　“M2先生”的难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货币化倾向愈发明显。M2的快速增长已非新鲜事，甚至有外资金融机构早在五六年前就说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已是中国央行。横向对比看，即便金融危机后美国启动了长达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但当前美国M2与GDP的比例只有91%，而中国却超过200%。纵向看，在周小川任职央行行长的15年里，M2从2002年末的18.32万亿元飙升至2017年末的167.68万亿元，甚至央行内部也有不少官员认为M2升得“太快了”。
　　任内M2的飙升，也让周小川获得了“M2先生”的称号。数据的背后，恰是2008年以来，周小川及其领导的央行时常面对的另一大非议和质疑——中国的货币有没有超发？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实施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配套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过度？
　　面对质疑，近年来，周小川也在多个场合作出解释。对于M2的快速增长，他曾表示：“通常储蓄率高的国家M2也比较高。间接融资比重比较大的国家，M2往往也会偏高。大量的储蓄资金走银行，从银行存款变成银行贷款。因此，我国M2的比重是高的。”在回应“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批评声音时，周小川更是以“不要当事后诸葛亮”怼回去。
　　不过，正如周小川所言，金融政策往往争议很大，但决策的核心往往是做出明智的取舍，“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外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多是单一目标制或双重目标制，如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但在中国，受宏观调控大环境的影响，央行的目标是多重的，而且多个目标之间时常又是矛盾的，会陷入‘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尴尬境地。正是要在多个目标寻求均衡，中国央行行长的位置，比其他国家央行行长的位置更具挑战。”一外资银行分析师称。
　　显然，周小川十五载的央行行长生涯，为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他主推的一些改革尚未完成，留给继任者的挑战和任务依旧艰巨。
来源：证券时报